www234288com:考生老康

“高考不会放弃,我要考到进骨灰盒为止。”

07:25

考生老康

|网易

从1978年到2019年,康连喜一共参加了19次高考。最好成绩是2009年的303分。他说,自己最擅长的科目是语文,有一次高考语文曾得过90多分。高考屡屡改变,而他一直在落榜。很多人当他是个笑话,他不乐意听。“除了高考,我什么也没有。”

康连喜打小就是老师眼里的尖子生,有前途的那种。

村里没人不承认,康家老三是块读书的料。

他常讲,自己不到10岁的时候,就发现“腰长为1的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无法用分数表达”,也就是发现了无理数,那时学校还没有教。

康父是文盲,在那个农民政治地位极高的50年代,很早就给孩子灌输了“农民没希望”、“读书改变命运”的想法。康家大哥念过私塾,是村里受敬重的文化人;二哥念到了高中,摆脱了农民的身份,当上了城里人。

在康连喜的心里,复制兄长的路径就能改变命运,就像解几何题,是“同理可证”的事。凭着这个信念,他一路成绩优异。读到初二时掏不起学费,老师们也愿意主动资助。

60年后的康连喜,极其怀念这段“最快乐、最骄傲”的时光。

考生老康

“人和人是不一样的”

1966年,康连喜刚好读完初中,打算继续向上考。

当年6月13日,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,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。6月18日,人民日报社论“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”,中断了高考制度。

从此中国的大学十多年内无法正常招生,而在校的中小学生也失去了继续就学的必要。康连喜不懂形势骤变的内情,只是纳闷,自己成绩不错,怎么就不让读了?

失学后,康连喜成了村民口中“格格不入”、“特别古怪”的人。

他不爱搭理人,不跟人说话,“耍清高”,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,不碰女人用过的农具,不参加串联游行批斗。在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的气氛下,自诩文化人的他,成了村里的落后分子。

康连喜宁愿捡破烂、做瓦匠、当力工,也不肯耕种门口的土地。他选择了一种更艰困的生活,和身边的人划清界限,竭力回避身上“农民”的标签。

在那十年里,他印象最深的,是批判“天才论”。

“天才论”提出于1970年,本是献给领袖的誉美之词。然而第二年,一架飞机坠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,“天才论”随即成了死者叛变革命的罪证——这些背景康连喜不清楚,他心里的天才和牛顿、高斯、爱因斯坦划等号,不可批判。

“人和人是不一样的”,他连说两句,像是说给自己听。

考生老康

“祖国在期待你们”

1973年,邓小平复出,中国尝试恢复高考。但高考过程中,出现张铁生白卷事件,“四人帮”将其宣传为“白卷英雄”,对高考展开阶级批判,使各高校只敢录取低分考生,高考随即再次中止。

1977年,邓小平再次复出,高考再次恢复。

邓《尊重知识,尊重人才》的讲话,让当年冬天一场改变历史的考试由模糊变清晰,之后的人们称它是个人和民族的“诺曼底登陆”,是“中国青年的复活节”。

恢复高考引发了全社会的读书热,很多青年人的求知欲、读书欲被唤醒,被激活。远在1200公里外的上海,一大清早图书馆还没开门,青年人就已经排起了长队,开馆后人潮汹涌,玻璃门被挤得粉碎。

1977年的高考,实际上是从66级到77级,共12个年级的中学生一起竞争。当时还允许部分78届优秀高中生提前参加高考,实际上有13个年级的人才一同走入考场。考场上的标语写着“青年们要充分认识自己所负的重任。祖国在期待你们,人民在期待你们,革命在期待你们”——参与高考与其说是权利,更像是义务。

集聚13届的考生、荒废10年的学业、1个多月的备考时间,想要脱颖而出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。而能脱颖而出的,通常是本来就热爱读书之人,笃信知识改变命运。这在头几届考生中,表现得尤为明显。

77级和78级的两届考生,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,在之后的几年中,迅速填补了百废待兴时巨大的需才空缺,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,诞生了许多政界、学界、商界的领军人物,彻底地改变了自己,乃至中国的命运。因这两届学生成功率之高,被民间戏称为“金77,银78”。外交部长王毅、导演张艺谋、作家刘震云等人,均出自这两届。

但在距离首都600多公里的辽宁阜新农村,由于环境闭塞,30岁的康连喜直到高考恢复的第二年后才听到消息。

考生老康

“晚生30年,我不会是现在的我”

1978年,初中没毕业的康连喜第一次参加高考,以183分落榜。

他没当回事,想着大不了下次再考。

谁料下一年的高考就出了新规,限制考生年龄,不许25周岁以上的考生报考,且必须未婚——康连喜当年31岁。

据学者介绍,70年代末的高考限制年龄,是因为高考在当时被视为一种政策手段,服务于国家的整体战略,目的是“培养当打之年的国家干部”。直到2001年,社会才意识到接受高等教育是一项基本的人权,对每个公民来说应该是平等的,取消了高考对考生年龄、婚否的限制。

过去的年代,政策上几个字的改动,往往导致人们的命运发生明显分化。落在老百姓的嘴里,总是轻描淡写的四个字——“被耽误了”。

经过10年的暗淡岁月,仿佛在山洞中看到曙光的康连喜,再次被按回了“农民”阶层。

考生老康

2001年之后,高考放开限制,而康连喜却已成了“老康”。他接连又考了18次,年年不缺席。最高的一次是303分,被阜新市一所大专的园林专业录取。但老康心气高,看不上,他最喜欢的还是理工科,最想去的大学是中国科技大学。

之后参加高考,他都提前交卷,自知常年拾荒,身上有异味,不想影响其他人;不会的题就空着这不做,英语交白卷,语文作文不写,“不能欺骗国家”。

对老康而言,高考是一个仪式,以证明自己尚在“知识阶层”。他的整个后半生,只是在救赎年轻时的自己。这样做毫无意义,但停不下来。他需要借助高考不停地提醒自己,命运还没有终结,人生还能翻盘,如同老去的西西弗斯。

近几年的高考中,媒体逐渐参与进来,标题总是“XX岁老人参加第XX次高考”,让老康越来越像一个奇观,年年被人围观消遣,没人在意这个佝偻的老头,一生有着怎样的底色。

“我认命”

门外躺着一截风化裂开的树干,72岁的康连喜掰下一块,送回屋内给灶台添火,瞅着火力有式微的迹象,就出来再掰一块,一次也不肯多拿。

老康一天只生一次火,生火只为做饭,不能不吃,也不肯多吃。

从门口到灶台是九步,从灶台到门口还是九步。为了节省燃料和食物,连做饭这种寻常事,老康也要比一般人走更远的路。

考生老康

他的帕金森越来越严重,严重到连饭都端不住。有记者到西瓦村采访拍摄,他一切配合,唯独吃饭时不许有人进屋。

他每个月有300元低保,定期上街买旧报,爱看《中国青年报》、《参考消息》和本地的《阜新日报》。因为帕金森,双手不受控制,阅读时就像拷打报纸,字仿佛要被吓得抖下来。长期反复地浏览旧闻,他总结出一条理论:报纸上的东西,只有1/3是真的。

“政治是暂时的,方程是永久的”,老康边看边说。

逢每周一、三、五出门拾荒,老康总会在上午10点左右,路过阜新实验中学的大门。他从自行车上翻下,趴在电子门上,两眼直勾勾地看里面的学生做操。有学生跟他打招呼,老康立刻挥手回应。

考生老康

考生老康

2018年,老康开始信佛,既不放弃“知识改变命运”,又相信“人各有命”,头脑中逐渐开始包容两种完全矛盾的思想。

2019年,老康认命,明年不考了,要听政府的话,拆掉在西瓦村住了几十年的老屋,搬去养老院,在那里度过晚年。住养老院不必隔三差五去城里拾荒,冬天还有暖气,雨天屋子不漏,生病有人照料,但老康心里并不情愿,担心失去自由。

回顾一生,老康说没有遗憾。但要问19次高考哪次最有希望,他说不是最高303分那次,而是1978年。如果能穿越时光,他想敲醒年轻的自己:这是你这辈子唯一的机会。

每个人在这世间,就像八百罗汉,各有各的位置。你实在不能像对待桌上的尘土一样,随手就拿抹布抹掉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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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孩来了

“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,两个孩子还可以拥有彼此。”

09:57

二孩来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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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“计划生育”被写入宪法的30多年后,为了促进人口均衡发展,2013年和2016年“单独二孩”和“全面二孩”政策逐一落地。 二孩的父母们成长在“独生子女”的政策环境下,教养二孩如同“摸石头过河”,一路上有各种绕不开的问题。

为了不被辞退,工作到生二胎的前一天

合肥阴雨濛濛,2岁的小女儿还在睡,魏君背起包蹑手蹑脚带上了门。

作为曾经的合肥某中学国际部主任,出国考察是魏君的家常便饭,那段时间她风光无限。

38岁时她高龄怀上二胎,丈夫担忧她的身体状况,她却对能不能保住工作感到恐慌。怀孕七八个月大腹便便时,她才敢和领导商讨工作的后续安排,领导一听她要生二胎,马上开始物色接替人选。

魏君不想放弃,依然挺着大肚去上班。在生产的前一天,她还在学校处理事务。

时隔7年,魏君收获了第二个女儿,全家人都在欣喜,她却陷入产后抑郁,虽然很清楚是激素在作祟,但负面情绪铺天盖地而来,除了给小女儿哺乳,其他一切都无暇顾及。

高龄生产导致小女儿体质极差,如果继续工作,她害怕因为照顾不周,孩子身体会留下后患。

在孩子和事业之间,选择变得艰难起来。

她用“颓废”形容当时的自己:每天盼着太阳快点升起,又盼着太阳快点落下。

终于回到工作岗位后,学校人事部主任却找到魏君,希望她从主任转岗成为普通教师,面对委婉说辞,她只好“主动”递上辞呈。

不甘心地到其它单位应聘,却因为年龄处处碰壁。

雨还在下,魏君来到新的工作单位,却只能挤在桌子拐角处的临时工位上。这是朋友介绍来的新工作,失业几个月后,她从中高层成了普通员工。

二胎来了

从每天给别人安排工作,到自己找活干。除了职位的落差感,年轻同事拼命三郎的架势,也让40岁的她倍感压力,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无法达到之前的工作状态,甚至有段时间很后悔生二胎。

她不曾想过要当全职妈妈,养育两个孩子带来的经济压力让丈夫越来越难以负荷。虽然身居低位,但魏君相信新工作至少可以帮助丈夫减轻家庭的日常开销,也不会脱离社会,与丈夫脱节。

二胎来了

同魏君一样,面临职场危机的二孩母亲不在少数,她们前后需要两次共计196天的产假,相当于半年以上的断岗期,这对在面试环节就要询问女性婚育状况的用人单位来说,无疑是最想规避的状况。

25岁到45岁的女性担负着挽救低生育率的社会职责,但此时的她们也处在职业发展的黄金期。

相比男性升职看业绩,女性则首先要考虑:“生”还是“升”。尤其“全面二孩”政策的实行,让她们在生育数量上有了新的选择,“生”和“升”的冲突更为激烈。而对用人单位而言,“已婚已育”的应聘条件也不再有保障,因为“已育”的女员工还可能会继续生二胎。

即使在产期后,在《劳动法》的保护下重回职场,二孩妈妈除了要在上班时摸爬滚打,下了班也要在家庭生活中承担起照顾两个孩子的重任,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孩子身上,这常常被认为会拖累工作业绩。

即使《劳动法》《就业促进法》《妇女权益保障法》《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》等都规定了反对就业歧视和保护女性生育权利,也无法杜绝用人单位的各种显性隐性操作,像魏君一样,被以“照顾”之名进行边缘化调岗,也是不无可能。

二胎来了

叶片上的最后一滴雨水滑落,推门进家的魏君从婆婆怀里把二宝抱过来,亲了亲她的脸颊。孩子每天的进步都给她带来惊喜。她想“明白了”,即使没有二胎,工作也会出现变动,调整自己的心态也许才是唯一正解。

在生老病死的未来,孩子能有抱头痛哭的手足

梁晓韵和丈夫都是独生子女。

4年前怀上二胎时,正是晓韵最痛苦的时候。

那时父亲被查出癌症,正在医院接受化疗折磨,她无法到病房里探望父亲,只能挺着孕肚牵着大儿子,与楼下拖着病体在等待的父亲见面。

即使生了二胎,晓韵也只能下班后再赶去医院探望父亲,之后再急匆匆赶回家里照顾两个儿子。对于这段分身乏术的经历,晓韵始终耿耿于怀,哽咽着说即使上天再给她一次机会,她也无法在父亲和孩子间做出正确的抉择,除了责怪自己,她没有别的办法。

二胎来了

之后的2年,父亲病情恶化,各种病情通知书都需要家属确认。签字事关性命,母亲精神崩溃,丈夫不是直系亲属,所有的压力都一股脑地倒在了晓韵身上。

她签了字,却依然没能阻止父亲离开。

二胎来了

于是,她希望在生老病死的未来,自己的两个孩子不再承受独生子女失去至亲的痛苦和压力,可以有商有量,即使做出了错误的决定,两个兄弟也可以共同承受这个错误带来的后果,一起抱头痛哭。

和晓韵家一样,许多家庭成为了放开二孩政策后,首批从“4-2-1”转型成为“4-2-2”模式的家庭。作为上有四老下有两小的中间力量,他们减轻了未来二孩将要承受的赡养压力,把压力转嫁到了自己身上,承受着比“4-2-1”模式更大的养育和养老压力。

父亲病重时,晓韵的小儿子呱呱坠地。如今他马上4岁了,但语言和学习能力却跟不上同龄孩子。究其原因,除了照顾父亲占据了时间,夫妇两人也不知道如何平均分配给两个儿子的时间。

二胎来了

大儿子小时候被众星捧月,百分之百占据全家资源,一家人陪他聊天、游戏,周末还一起去公园。但自从有了小儿子,这种资源分配突然拮据起来,让晓韵对小儿子心有愧疚。

晓韵和丈夫都是独自长大,在养育两个孩子上是真正的“两眼一摸黑”,但他们愿意下功夫钻研,比如在弟弟刚刚出生时,以弟弟名义送给哥哥一份礼物,让哥哥愉快地接受弟弟的到来;在两兄弟急眼时,尽量做到公平处理,一起惩罚一起表扬,玩具也一定是人手一份,不偏不倚。

二孩来了

尽管为了玩具大打出手已是家常便饭,但晓韵相信独生子女的“自私”和“冷漠”,不会出现在两兄弟身上,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,性格会慢慢得到完善,学会争取,学会妥协,学会分享,相爱相杀。

然后当自己和丈夫离开这个世界时,他们还拥有彼此。

用两个孩子,我绑住了母亲的晚年

刘畅给自己的小儿子取名“突突”,原因是这个二胎来得太过突然。

夫妻两人来自河南,在广州学习、工作、定居,已经10年时间。刘畅是硕士出身,不想因为照顾孩子放弃20多年来的努力,可外面找来的保姆又让人放心不下,于是只好请婆婆南下照顾自己大女儿。

婆婆包办了孩子3年来的吃喝拉撒,过程十分吃力,突如其来的二胎如同雪上加霜。

二胎生不生,生了谁来带,让刘畅纠结了很久。在她看来,二胎的到来并不像一胎那样令人欣喜。直到婆婆点头,刘畅才壮起胆子生下了突突。

谁料婆婆因为年事已高,心脏出现不适而病倒,于是刘畅大病初愈的母亲接过了照顾两个孩子的重担。

如今突突已经2岁,刘畅母亲和还未退休的老伴也分居了整整2年,离了自己的老伴虽然能吃能睡,但高血压的病史还是让刘畅母亲十分挂念。为了让女儿放心,她安慰自己和女儿,分居让老两口“距离产生美”。

2年里刘母学会了广式煲汤,在广州蒸笼般的天气里,来自北方的她不厌其烦地天天跑蔬果超市,变着花样给孩子做饭;孩子体力旺盛,她竭尽全力陪孩子玩闹,累到和眼皮打架,也丝毫不敢放松警惕。

原本应该在空调房玩手机的母亲,却被自己的两个孩子捆绑了晚年生活,重新适应陌生的城市生活节奏,甚至在照顾孩子的同时照顾了一整家人,刘畅觉得自己作为女儿很是亏欠。

二胎来了

因为心疼母亲,刘畅多次表示要支付生活费,但刘母从不接受。刘畅只好和丈夫尽可能分担家务,还想把没有反抗意识的突突送去幼儿园,好减轻母亲的负担,至少给她争取每天几小时的个人空间。但母亲听说1个月要花5000元的托幼费,立刻拦了下来。

托育难,是如今二孩家庭普遍面临的问题。

在计划经济时代,托儿机构曾是中国企事业单位的标配,但随着企事业改制,和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新生儿数量锐减,3岁以下托儿机构逐渐退出日常生活。托儿服务供给侧的长时间缺位,社会托儿所收费奇高,保姆市场混乱,使得祖辈成了看护主力。

在中国传统家庭文化中,祖辈照料孙辈是多数家庭的选择,但照顾一胎后是否还愿意继续照顾二胎,直接影响年轻一代的再生育决策。刘畅敢生二胎,得益于母亲的支持。母亲甚至愿意随迁到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,化成一只“候鸟”来照料外孙们。

同刘畅母亲一样,老人们在看护两个孩子的过程中,常常面临许多问题:照料一胎时往往年过半百,二胎出生时年事更高,同时照顾两个孩子耗费更多的体力和精力,尤其像刘畅母亲一样的“候鸟老人”,一旦出现病痛,异地医保也十分棘手。

此外,由于过时的教育观念,缺乏二孩的教养经验,老人们在孩子的饮食作息和性格培养方面,常常得不到年轻子女的认同。

二胎来了

因为外孙女是婆家带大的,外孙子是刘畅母亲自己带大的,每当两个孩子出现纷争时,刘畅母亲难免拉偏架,让5岁的姐姐让着2岁的弟弟。姐姐当然不服气,哭喊“再也不喜欢姥姥了”。

刘畅和母亲反复讲,二孩和独生子女的教育方式不同。但母亲年纪大了,习惯难改。每当母亲夸奖小外孙时,一旁的刘畅只好自己补上一句“姐姐也很棒”。

老人离开生活一辈子的故土,随儿女来到新城市生活,失去家庭主导权,脱离了原有朋友圈,文化生活也变得匮乏。

为了让母亲体会到生活的愉快,刘畅常带她出门旅游,置办新衣,鼓励她参与小区合唱团,让母亲在带孩子之余也能颐养天年。

二胎来了

刘畅母亲把带孩子当持久战来打,粗略一算,这一仗她要打10年。

每当看到母亲带着一双外孙,刘畅仿佛看到母亲带着小时候的自己。她甚至在考虑,在不远的未来,等女儿和儿子分别长大、结婚生子,自己要如何给他俩带孩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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灵魂摆渡人

十多年来背上百位老兵骨灰回大陆:“不能把长者当作一件行李”。

10:31

灵魂摆渡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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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人在一生中,都不愿多次惠顾丧葬用品店,但刘德文是个例外。

1949年4月,15岁的李荣华随国民党军撤退到台湾。

一个月后,台湾警备总部宣布台湾进入“戒严”,

随后台湾涌进了为数约100多万的大陆军民,其中有原本效忠于国民党的军队,有被拉壮丁、被迫参军的老百姓,也有出于对形势恐慌而逃亡的年轻人。

到台湾之后,国民党政府声称“一年准备,两年反攻,三年扫荡,五年成功”,然而时间一年年过去了,1987年最后宣布解除戒严令时,戒严已达38年,而人们日日期盼返乡团圆的梦却未实现,李荣华已是鬓髮花白、垂垂老矣。

40年来,李荣华在台湾孑然一身,不曾结婚,亦无子女。父母在大陆早早过世,临死前念念不忘自己的儿子,叮嘱李荣华的二弟和四个妹妹,一定要找到他们的大哥。

李荣华跟大妹最亲,相处得也最久,1949年离开大陆时,大妹12岁。

每年的春节、中秋、端午,李荣华的父母都会趴在门边哭。吃饭的时候,桌上始终留一副给李荣华的空碗筷,子女为照顾她的情绪,餐前都叮嘱自己的孩子,不要问奶奶为什么。

灵魂摆渡人

因为战争与政治敌对关系,来台外省人不得与家乡亲人有任何联系。少数试图寻找管道与家乡通信,而有能力者则转往第三国、绕道回大陆探亲,他们都必须冒“通匪”、“叛国”的罪名,轻则管训入狱,重则被处监禁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,一些老兵组成“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”,展开为期近一年的老兵返乡探亲运动,透过散发传单及举办演讲,向社会大众宣传其理念。

老兵们身穿写有“想家”二字的白上衣,穿梭于街头、火车站、市场、眷村、荣民之家,不停地散发传单“我们已沉默了四十年”、“抓我来当兵,送我回家去”,要求当局尽快明确开放探亲的日期,即便是遭到有关单位或警察拦阻,或是社会上的舆论压力,更甚者或有群起殴打促进会成员的,也不能影响这群力图寻求回家之路的老兵。

灵魂摆渡人

终于,在蒋经国的直接命令下, 10月15日台湾当局正式宣布,一般民众自当年12月起,可赴大陆探亲。

李荣华一直想办法和家人通信。1988年,家信终于寄到了江苏南京,得知离别了40年的哥哥还活着,家属兴奋不已,赶忙回信告知家庭住址,还在信封里塞进一张全家福,希望李荣华知道,家里一切安好。

然而此信一去,对岸却很快传来了李荣华脑溢血去世的讯息,此时台湾刚刚开放老兵赴大陆探亲才4个月。

李荣华有没有收到家信,有没有看到那张全家福,也成了未解之谜。大陆的亲人们愿意相信,李荣华是看到家信,一激动才犯病的。

李荣华去世后,两地刚刚建立的联系突然中断。之后的40年,家人连他的下葬地点也无从知晓。

刘德文曾经是银行业的金领,住在高雄市左营区祥和里。这里的左营军港是“国军”海军最大的军事基地,1949年后在附近形成了庞大的军眷区。

因为年轻时经常被老人们求助,刘德文干脆扔掉了金饭碗,竞选并担任了里长,以更好地服务里民。

刘德文印象很深,每逢清明节和春节,都有当地老兵拿着松香、纸钱、水果,朝着家乡祭拜。他问长辈拜什么,长辈说,我做儿子的,离开父母亲几十年,朝这个方向祭拜自己的父母亲。刘德文非常难受,这么多年了,老兵还想着落叶归根。

2003年4月,一位提着两瓶高粱酒老兵找到刘德文,想要和他聊聊。老兵把高粱酒打开,“里长你陪我喝一下”。

刘德文感觉对方有话难以启齿,需要借酒壮胆。几杯下肚,老兵才开口:“我死以后,可不可以把我背回家乡,葬在父母的坟前?”

四个多月后,老兵去世。刘德文自此开启了第一次大陆行,从高雄坐飞机到香港,转长沙,坐大巴到常德,把骨灰交给了跟老兵有过书信来往的妹妹。

刘德文管辖的里有1800多名老兵,他们大多身上没有积蓄,怕给刘德文造成负担,从不敢当他的面提出返乡的要求,看到里长做了这样的事,渐渐地都来找他拜托。

一开始来大陆,刘德文没有手机、没有网络,坐绿皮火车,手里仅有老兵留下的地址。

为了找老兵的墓地,刘德文曾经从山上滚下来,摔断两根肋骨,住院八天,然而一个月后出院,他又带着14岁的儿子踏上旅程。

为节省时间,刘德文有时一次会背两位、三位老兵,住最低档的宾馆,甚至睡过屋檐下,睡过车站,也睡过酒店大堂。大陆南北气候差异很大,有时前半月还在东北,后半月就去了广东,从台湾来的刘德文没有御寒的衣物,回台后能病好几天。

灵魂摆渡人

几乎所有的差旅费用,甚至包括骨灰坛和墓地,都由刘德文自己承担,因为相当一部分老兵家属都是贫困家庭。对此,坚持了十几年的刘德文有自己的信仰:“欢喜做,甘愿受”。

有一次,刘德文接到一位籍贯是四川绵阳北川的老兵,送到当地却没能找到老兵母亲的墓地,因为2008年的汶川地震引发了剧烈的地貌变动,墓址无存。刘德文出钱3万,在当地置办了一块墓地,付了20年的管理费,将老兵下葬。

在四川,刘德文还见到了汶川博物馆馆长、致力于收集抗战文物的樊建川。前者是“国军”中尉排长,后者是解放军上尉连长,两人互相敬了一个礼。

16年过去,这个两鬓露白,年过半百的汉子已经去过大陆二十多个省份,去得最多的是山东,其次是江苏、四川、山西。

自开放探亲40多年后,在台老兵逐渐凋零。自21世纪之初至今,刘德文所服务的社区,老兵人数从1800人骤降到了50多人,而且以90岁以上居多,独身住宿舍。

一开始是社区的老兵来委托,经媒体报道出去之后,就开始有大陆人来信,求助他寻找亲戚。

灵魂摆渡人

2017年,李荣华的家人联系上了刘德文,能给到的所有信息,就只有“李荣华”三个字,而台湾光是叫“李荣华”的老兵,就有100多个。

刘德文像之前历次寻亲一样,走访台湾的寺庙、土葬区、灵骨塔,核对一个个家属已记忆模糊的地址、祖籍、职务甚至姓名。每次寻人,他都不得不重复这样的过程,连远在台北管理户籍的公务员都记住了他的脸。

有一次,刘德文寻找一位山东籍的老兵,大陆来了老兵的孙子帮忙。望着眼前杂草丛生的乱坟岗,老兵孙子失去了信心,“里长别找了,看来我爷爷注定要待在台湾”。

刘德文不肯,“我都没有放弃,你为什么要放弃?”

一个月后,老兵的坟找着了。

这次,为帮助李荣华回家,刘德文一共6次往返于台北和高雄。终于在台北的军人公墓,找到了李荣华的墓碑,“比中了大奖还高兴”。

公墓位于台北郊外的一座山顶上,葬着大批有名有姓的“国军将士”,墓穴修得坚固异常。刘德文自掏腰包,请了台北熟练的师傅,开墓起棺,火化取灰。

任何人在一生中,都不愿多次惠顾丧葬用品店,但刘德文是个例外。买骨灰罐的老板看到刘德文又来,好心建议他买个便宜的材质,毕竟往后还要继续行善。但刘德文还是拿出3万新台币,选了汉白玉的那款。

刘德文知道,这些“国军”老兵大多是农村出身,虽然被台湾当局冠以“荣民”的称号,其实很多只有微薄的积蓄。他把送老兵返乡视作积德,并不求回报,“心作良田百世耕”。

家人一度不理解为何刘德文总要往大陆跑,还总是自己掏钱,搞得家庭生活有些拮据。还在上学的儿子问妈妈,爸爸是不是在大陆有了别的女人——多年后,刘德文的妻子笑着回忆这些细节。而刘德文本省籍的父母知情后,二话不说塞给儿子20万贴补家用。

“长者”入坛后,刘德文给它包上红色的绸布,装进红色的书包,书包要背在身前,寓意“长者先行”;飞机上要多买了一个座位,“不能把长辈当成一件行李”;长途旅行要订旅馆的双人标间,“让老人家睡得安稳”。

机场安检人员已经认识刘德文,挥手放行。

在南京机场,刘德文一出来就被家属们环绕在中央。他捧出坛子,交给泣不成声的李荣华大妹,李荣华的大妹一度要下跪,被刘德文迅速扶住。家属们哭成一片,反复鞠躬致谢,刘德文反过来安慰家属节哀,“回家是一种喜事,大家都要开开心心的”。

稳定好家属情绪,刘德文俯身拍拍罐身,好像在拍一位旅途中睡着的老人家的肩膀,轻唤李荣华的名字:

“李伯伯,我们回家咯。”

灵魂摆渡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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